深柳读书｜信息迷雾视域下社交机器人对战时宣传的控制及影响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可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网络渗透、舆论引导和认知干预慢慢的变成了新型战时宣传的重要目标，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算法武器”正推动着当代舆论战范式的转型。论文基于LDA主题建模分析，探讨俄乌冲突中双方“机器部队”的主题介入、战术部署与舆论交锋。并结合时间序列关系和滞后分析，进一步探究在战时宣传从“地理政治学时代”走向“技术政治时代”的背景下，由社交机器人驱动的信息迷雾将对战时宣传产生何种影响。研究之后发现，在俄乌冲突的在线舆论战场中，挺乌机器人在“军队规模”上处于非常大的优势地位。在其散布信息迷雾的四大主题中，挺乌机器人在三个主题上成功、快速地引导了公众的后续讨论。而挺俄机器人尽管在局部战场取得了相对优势，并体现出了极强的“战术素养”和“战略规划”能力，但仍然难以避免囿于乌克兰阵营的舆论壕堑体系。能否搭建由计算宣传工具、计算检测技术与计算反制技术共同组成的技术权力矩阵，成为国家实现其政治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历史视角来看，人类战争史可被视作是一部关于信息与欺骗（deception）的历史。“谁能够操纵信息的迷雾，谁就能够拥有煽动民众、制造共识、瘫痪对方指挥，或是摧毁敌方反抗意愿的力量。”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相较于物质器械，具有欺骗性的信息迷雾一直以来都是优先级更高的战争载体。它能更直接地作用于战争的根本目的，即“迫使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尽管操纵信息迷雾以取得优势是人类战争的核心主题，但信息迷雾的影响形式、扩散范围与最终效果，均随技术演进而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从19世纪以电报、无线电技术为基础的“情报对抗”，到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中以电视为基础的“知情权对抗”，再到俄乌冲突中以计算宣传技术为核心的“舆论对抗”，不同时代的信息迷雾表现出显著差异。

  在社交机器人的加持下，俄乌双方“计算宣传部队”的持续对垒集中展现了现代舆论战范式的转型趋势与特征。如一些学者所言，俄乌冲突中互联网空间的舆论争夺强度和规模都在世界战争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社会认知战争与网络-物理-社会系统（CPSS）相互作用的一次集中演练。俄乌冲突作为互联网诞生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智能技术驱动下“全新混合战场”的面貌。物理空间中的军事对抗延伸到互联网空间中的信息对抗，传统的战时宣传系统在网络信息攻势之下发生了多个层面的变革。由算法驱动的“信息迷雾”成为两军对垒中的战略布局重点。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算法信息迷雾”将如何“重塑战争”，又怎样通过目的明确、煽动性强的信息对公众进行诱导，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展开舆论动员，成为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信息迷雾理论的诞生与学界对“宣传信息嵌入认知框架”的关注密不可分。通过对目前信息迷雾理论的梳理不难发现，信息迷雾理论研究与互联网、深度伪造等热点进一步结合。新的信息技术使人们更容易创建和传播虚假的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在线信息环境成为“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免费在线百科全书”。而一些个人和组织也开始在某些目的的驱使下，频繁操纵这本“百科全书”中的条目信息，并对公众的政治认同产生深刻影响。

  尽管不同研究者对信息迷雾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归纳起来，信息迷雾有三大特质。（1）误导性：信息迷雾的营造不是为了“传播真实的信息”，而是要引导公众按照迷雾营造者所预设的路径进行错误的，或存在偏差的思考。（2）目的性：信息迷雾是基于某种目的被营造出的，其最终目的是扰乱信息ECO，并在此基础上控制公众认知，使受一定的影响的公众成为信息迷雾的扩散者，进而帮助迷雾营造者达成特定目的。（3）规模性：信息迷雾的生成依赖于大量具有误导性、目的性信息的堆叠。在没办法形成规模的情况下，信息迷雾只能够发挥局部作用，而难以产生“对整个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信息迷雾是指被精心策划的，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信息干预活动。

  早期的研究者在讨论“谁营造了信息迷雾”这一问题时，将目光主要聚焦在政治选举、商业营销、信息疫情（infordemic）等话题中营造信息迷雾的个人、组织或社群。然而，在国家间宣传对抗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信息迷雾不再仅是个人或组织出于特定目的而使用的“工具”，而是在国家意志的加持下被“武器化”（weaponization）了。鉴于武器化的信息迷雾对公众政治认同的强大影响，北约、欧盟等均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战略文件，对信息迷雾的形成机制、影响路径与反制措施进行了分析，以确保其在宣传对抗中从始至终保持优势地位。尽管这些战略文件对深度伪造、假新闻等技术驱动的内容信息表现出了强烈关注，但社交机器人的出现拓展了信息迷雾的营造主体，深刻改变了信息迷雾的作用范围与影响强度。如何立足于当下的技术环境重新检视信息迷雾，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随着技术、政治与宣传三者互动的日益频繁化，马西莫·杜兰特（Massimo Durante）指出，以互联网空间为争斗场所的舆论战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战模式，并将对现实战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因为互联网的媒介特性使得疆域边界被重新界定，基于物理空间的权力生产关系正在慢慢地被互联网空间的信息流和权力流所取代，且权力生产系统也在技术加持下变得更隐蔽。信息流的控制者能够跨越一切地理边界展开宣传。大量持续生产的，带有政治偏向性的信息，将本来可供公众选择判断的材料“迷雾化”，导致舆论的形成过程由“信息的自由市场——多元化的认知结果”转变为“堆叠的同质化信息——主导观念的重复化生产”。塞缪尔·伍利（Samuel Woolley）和道格拉斯·吉尔博（Douglas Guilbeault）进一步说明了计算工具（computational tools）在现代舆论战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作为舆论战的力量倍增器，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计算工具能够在全世界内影响政治进程，并在线制造共识。而政治主体利用算法和自动化形式的技术代理操纵全球公众的政治认同，也成为定义“战争正义性”的关键举措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计算宣传取得舆论战优势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牛津大学在2019年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已有超过50个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借助各类技术方法开展“宣传攻势”。乌克兰国立航空大学（National Aviation University，NAU）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The Security Service of Ukraine，SSU）共同提交的咨询报告说明，“当今时代（战争）的特点是信息空间的持续对抗”。而为了“保护乌克兰的信息空间和国家安全……不但可以发动公民作为信息战的力量”，更要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以一切手段消除可能的外部信息威胁。

  舆论战的技术化转向将从根本上重塑各国互联网空间安全格局，并对处于技术弱势地位国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社会安全导致非常严重威胁。然而，国内学界对计算宣传驱动的舆论战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基于一手实证材料展开的关于算法操纵和战时宣传的研究并不多见。

  社交机器人作为不易察觉的“意见环境塑造者”，可以通过放大和压制特定的信息流，并串联深度伪造、假新闻生产等技术方法制造信息迷雾，从而开展网络渗透、舆论引导、“在线策反”与认知干预的行动。由算法控制的自动化机器人能够在精密程序的驱动下模仿人类用户的行为特征，并且更具有欺骗性。在信息战由局部的技术对抗转向全球范围内的“全民动员之战”的背景下，社交机器人所营造出的信息迷雾将全世界内的在线公众发展成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能够使敌人“处处皆面临抵抗，但是又处处都捉摸不到抵抗的源头”。面对这种强大、分散又无形的力量，有效应对变得十分困难。在社交机器人推动的信息迷雾之下，疆域、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不再是交战方的边界线，全世界内的公众都有几率会成为“被预设的舆论环境”的组成部分。基于此，论文提出以下四个研究问题：

  Q3 社交机器人能否通过信息迷雾，驱动公众对俄乌冲突的讨论？如果能，具体方式为何？

  Twitter中的标签（hashtag）往往被用户用于检索或标记自身推文主题。围绕特定话题展开的讨论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话空间。本文使用自主设计的Python脚本，对相关推文进行检索。由于本文关注重点为俄乌冲突中双方在网络舆论战场中的对抗，因此在标签选取过程中，本文主要选取立场较为明确的标签进行推文检索。其中，乌克兰阵营的标签检索方式为：AS=(#SlavaUkraine OR #StandWith Ukraine OR #StopPutin OR #StopRussia # OR #StandWithZelensky)（or both）。俄罗斯阵营的标签检索方式为：AS=( #StandWithPutin OR #UkraineWarCrimes # OR #Supportrussia OR #SlavaRussia OR #StandWithRussia #NaziUkraine OR)（or both）。在检索时间范围上，本文以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将在顿巴斯地区开展特别行动为起点，以2023年3月1日为终点，收集了俄乌冲突爆发后383天内的推文。由于时间跨度长，相关推文的总量巨大，本文截取每日推文发送量的10%做多元化的分析。其中，乌克兰阵营的推文共计461396条，由94633个账号发布。俄罗斯阵营的推文共计22789条，由6429个账号发布。

  论文使用Botometer作为识别社交机器人的工具。Botometer可以通过对用户档案数据、社交网络结构、时间活动等的计算，提取并分析用户的行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机器人评估分数（bot score）。通过这一分数表明某一Twitter账号是社交机器人的可能性。分数越接近1，则账号为机器人的可能性越大。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分数超过0.5的账号其行为就已符合机器人的诸多行为特征，但本文采用更加稳健的评判标准，将区分人类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分数阈值设置为0.8。若分数大于或等于0.8，则判定该账号为社交机器人。

  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作为一种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的方法，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一个分支。LDA主题建模是一种用于对语料库进行建模的无监督生成概率方法。该方法将文档视作潜在主题的随机混合（random mixtures），基于“词袋”处理（bag of words）从去词序的角度考察词分布情况，并由此提取和呈现基于词分布的主题特征。LDA作为主题建模领域发展最为成熟、性能最佳的主题分析方法之一，本质是以词分布和词概率为基础，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处理和分析包含人类语言的文本，并对大量级、无序化的文本进行语义挖掘，从而发现其中包含的主题。

  时间序列关系所关注的是两组变量在时间维度上的相互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自向量回归（VAR）模型进行时间序列关系分析，探究社交机器人的介入是否驱动了公众的相关讨论。为避免虚假回归，在检验前，使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检验对数据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并通过EG （Engle-Granger）检验来确定同组变量之间是不是存在协整关系。由于社会化媒体中信息传播和更迭的快速性，在滞后时间单位选择上，以10分钟为单位展开时间序列分析，这有助于构建更细粒度的时间序列，并为寻找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提供更有力的解释。在进行预处理后，使用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SC（Schwarz Criterion）、HQ（Hannan-Quinn Criterion）三种信息标准做综合对比，以确定社交机器人的介入对人类相关讨论产生影响所需的时间。

  本文使用LDA对俄乌冲突中双方支持者的推文内容做主题建模，模型技术逻辑为：（1）从参数为β的狄利克雷分布中选择主题t(t∈1,……,T）的多项式分布φt。（2）从带有参数α的狄利克雷分布中为文档d(d∈1,……,M)选择一项多项式分布θd。（3）对文档d中的词Wn，首先从文档d中选择一个主题Zn，再从φzn中选择一个词Wn。在前三个过程中，文档中的词是作为被观测变量（observed variables）存在的，而其他词则被视作是潜在变量（θ和φ）和超参数（α和β）。测算方式如下：

  其中，D表示语料库中的测试集，M为文档篇数，Nd代表每篇文档d中的词数(d∈1,……,M)，T代表主题数。而困惑度（perplexity）则是LDA主题建模的一项内部评估指标，它用于衡量LDA模型对新文本的预测效果。困惑度的值越低，说明模型预测效果越好。在计算中，Wd表示文档d中的词，p(Wd)为文章中词Wd产生的概率。困惑度计算公式为：

  一致性（coherence）是LDA模型的另一个评估指标，用于衡量LDA模型推断出的主题有没有连贯性和可解释性。本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中使用最为广泛的Gensim库，并基于Gensim库默认的相似度得分计算方式，即余弦相似度（cosine）得出相似度值。一致性得分越高，说明模型推断出的主题具有更加好的连贯性和可解释性。图1和图2分别为挺乌语料库、挺俄语料库在LDA主题建模时的困惑度及一致性。

  通过对困惑度及一致性的对比不难发现，当挺乌语料库的主题分类数量为5，挺俄语料库的主题分类数量为4时，其困惑度最低，分别为401.28和289.98，而一致性最高，分别为0.4472和0.3356。这表明，在此状态下的模型具有最佳预测效果和可解释性。在延续上述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分别对语料库内挺俄语料库和挺乌语料库的主题词与词权重进行提取，以探究双方在战时信息迷雾营造的交锋中存在的潜在主题。表1和表2分别为二者在不同主题团块下的主题词分布情况（词权重排名前10）。

  结合主题词和具体的推文内容分析，发现U-Topic 1和U-Topic 3的讨论主题具有相似性，主要讨论俄乌冲突中俄军的“人权侵犯”问题。U-Topic 2与U-Topic 1和U-Topic 3的距离较为接近，主要关注俄乌冲突中多方主体的正负面属性。U-Topic 4与U-Topic 5则分别强调对俄经济制裁及对乌军事援助的重要性。

  在挺俄语料库中，R-Topic 1关注乌军在冲突过程中的“法西斯行径”及其“对本国民众的伤害”。R-Topic 2与R-Topic 1的讨论方向类似，关注在俄乌冲突中乌军犯下的“战争罪行”。R-Topic 3与R-Topic 4则分别关注俄乌冲突中西方媒体的“行动方针”，以及谁应当为俄乌冲突的爆发负责。为进一步探究各主题的详情，以及社交机器人如何在不同主题中营造信息迷雾和影响公众讨论，本文对俄乌双方社交机器人的具体“战术特征”做多元化的分析，并结合时间序列关系来讨论不同“战术特征”下社交机器人对各主题的影响。

  在俄乌冲突的在线讨论中，挺乌机器人呈现出高强度的介入姿态。挺乌机器人账号的数量为16820个（17.77%），共发送了104011条推文（22.54%）。其中，可以通过技术方法追溯其地理信息位置的社交机器人账号共14410个，占总比的85.67%。挺乌阵营的机器人部署排名前五的国家为：美国（7542个）、日本（2257个）、乌克兰（786个）、德国（554个）、英国（514个）。

  挺乌机器人在不同主题中的介入数量分别为4025个（U-topic 1）、3407个（U-topic 2）、2794个（U-topic 3）、2487个（U-topic 4）、3042个（U-topic 5）。从时间序列关系来看，挺乌机器人在U-topic 2、U-topic 4、U-topic 5中的介入，均引起了公众对相关话题的后续讨论。滞后分析结果为，在以10分钟为时间切片的前提下，社交机器人对公众相关话题讨论产生影响的滞后阶数介于3阶至12阶之间。这表明，承担着战时宣传任务的社交机器人，能快速营造信息迷雾，并在推文发送后的30-120分钟内对公众的讨论产生相应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在LDA主题建模中，不同主题之间的距离代表主题之间的关联性和覆盖性。若两个主题中词语的重叠度越大、共现程度越高，则其距离就越近。而U-topic 1和U-topic 3在LDA建模中基本处于重合状态，表明两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性。此外，如上文所述，两者的讨论主题亦存在较高相似性。因此，本文将U-topic 1与U-topic 3视作复合主题进行讨论。与其他主题中挺乌机器人的行为特征相比，参与到人权危机主题中的社交机器人，在深度伪造、假新闻等虚假信息形式的运用上更突出。社交机器人对深度伪造等技术的大量运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与议题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在俄军“反人权”的现实证据并不充足的前提下，借助深度伪造等虚假信息形式煽动公众情绪成为社交机器人的主要手段。

  就人权危机主题而言，社交机器人主要是通过两类话题营造信息迷雾来引导舆论环境。第一类是抨击俄军对乌克兰平民的暴行。例如，社交机器人发送的“俄军在布查地区狙杀平民”的相关推文。为佐证其观点，社交机器人还会在推文末尾附上“狙击现场”的视频。一些社交机器人还会强调这些视频的来之不易：“普京为了掩盖其反人权的暴行，命令俄军击杀记录乌克兰平民惨状、揭示俄军暴行的西方记者。”（@RostovNoticias9）尽管布查事件的真相至今仍不清晰，但这条被挺乌机器人反复转载的视频，已被其他用户证实是由Arma 3制作而成的。而“西方记者被俄军枪杀”的视频也被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证实为“被制作出来的”假新闻。

  此外，社交机器人以俄军将数十万俄占区平民（这中间还包括数万名儿童）转移到俄罗斯境内为切口，将俄军描述为诱拐者（abductor）和人贩子（trafficker）。它们认为，被“劫持”到俄罗斯的乌克兰成年人将会被通过种种渠道售卖，沦为“俄罗斯人的奴隶”。而那些被驱赶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也将被遣送到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之中。“克里姆林宫意图对这些儿童进行洗脑，由此消除新生代乌克兰人对其民族的认同，将所有乌克兰人变成俄罗斯帝国的忠实臣民。”（@kazbek）但隶属于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的虚假信息审查网（EuvsDisinfo）发现，这条被广泛传播的“押送视频”很大可能是由电脑程序制作的。视频中的儿童形象来自YouTube中一条名为“孩子们前往夏令营”的长视频，而视频中的俄军装甲车和阴暗的空间背景则是通过技术方法合成的。在这一主题中，社交机器人在塑造俄罗斯反人权形象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共同反制。

  在U-topic 2中，社交机器人将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国家层面的冲突对抗，简化为“大卫与歌利亚”（David and Goliath）式的对抗。作为勇气与正义化身的大卫（乌克兰）看似弱小，但却背负着“民主”世界的希望。作为“侵略者”的俄罗斯则扮演了强大、邪恶的歌利亚。其在冲突区域及占领区域内的表现如同“”，并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mfa_russia）。而反抗邪恶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则是国家的保卫者和乌克兰的英雄。在正义与邪恶的界定过程中，社交机器人试图掩盖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刻意规避乌克兰撕毁明斯克协议、试图加入北约等一系列“对俄挑衅”行动。同时，它们将西方国家从双方的冲突中摘出，对北约集团的地理政治学战略和对俄罗斯的空间压缩计划避而不谈。社交机器人通过“强调/弱化”的信息筛选和公布机制，一方面保持乌克兰和北约的“正义”属性，另一方面也将俄乌冲突的起因归咎于普京在野心驱使下的“出兵入侵”。

  在对俄乌冲突中主要参与角色的属性进行判定，强调俄乌间的矛盾与仇恨的同时，社交机器人也在试图营造信息迷雾来淡化俄乌双方的“亲缘关系”。俄乌之间既有过冲突和对抗，也有着同源（东斯拉夫人）、同教（以东正教为主）、同文（俄语）的“亲缘关系”。即使是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双方民众对于两者之间冲突也存在着很复杂的心态。然而，社交机器人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长期存在的“亲缘关系”，转化为脸谱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两者之间的矛盾如同信仰上帝的大卫与不信宗教的非利士人那样无可调和。在此基础上，社交机器人按照这种二元模式，将其他几个国家或组织置入到双方的阵营之中，从而将俄乌之间的冲突转为“民主联盟”VS“国家”的对抗。

  在U-topic 4中，社交机器人通过提前部署与实时部署，与乌克兰阵营制裁措施配合紧密。其中，社交机器人及时部署的特性，在信息迷雾形成初期表现明显。例如，在俄乌冲突正式爆发的当日（2022年2月24日），“将俄罗斯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中踢出”的论调就已然浮现在社交机器人的推文中。社交机器人认为，将俄罗斯从SWIFT系统中踢出意义重大。因为俄罗斯的“战争资金”大多数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收入，而这些能源的买卖需要借助SWIFT系统才能完成。然而，西方国家对禁止俄罗斯使用SWIFT系统的声明则发布于2月26日。从这一层面来看，社交机器人的战时部署模式已经超出了以往的“滞后部署”，能够超前部署，在制裁措施正式落地前奠定舆论基调。在俄罗斯被踢出SWIFT系统之后，社交机器人的舆论引导方向也开始逐渐转变，将攻击对象转向了俄罗斯的“伙伴”。它们认为，克里姆林宫正在试图使用新的银行系统来规避制裁。在此背景下，任何同意与俄罗斯在SWIFT系统外交易的国家，都是在变相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动。

  在U-topic 4中，挺乌机器人还体现出了对舆情风险的前置化应对。在社交机器人看来，目前针对俄罗斯的主要作物和出口产品的制裁已经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这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胜利标志”。但另一方面，社交机器人也敏锐感知到了西方制裁措施是一柄“双刃剑”，制裁带来的全球粮食短缺和物价上涨引发了许多民众对西方制裁的不满情绪。在此背景下，社交机器人的舆情前置应对措施最重要的包含偷换主体和提出解决措施两个方面。

  首先，社交机器人将俄罗斯由西方经济制裁的“受害者”，转变为以粮食危机来威胁全世界的“威胁者”。它们认为俄罗斯意图通过粮食威胁来迫使西方国家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这导致了许多落后国家民众因粮食短缺而死亡。在解决措施方面，社交机器人提出，阻止粮食危机的唯一方法是阻止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而不是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旦因为粮食或能源短缺的问题停止对俄制裁，则意味着西方国家向俄罗斯低头（@BackAndAlive）。“苏联正是在民主国家团结一致的经济制裁下被摧毁的，而现在一个摧毁苏联继子的机会又摆在我们眼前。”（@JamesCleverly）因此，社交机器人认为所有西方国家应该把握机会，在乌克兰牵扯了俄罗斯绝大部分精力之际给予俄罗斯致命一击。

  在U-topic 5中，挺乌机器人在对武器援助国发送“感谢信”的同时，希望北约能够加大对乌军事装备援助的力度。除简单直白的呼吁性话语外，这一主题中的挺乌机器人也体现出了明显的类人化特质，从个体叙事的视角出发，博取西方民众的同情。例如挺乌机器人@TopBananaMall的推文：“我的孩子建造了一架乌克兰超级混合水陆坦克轰炸机2000，这是乌克兰没有的东西，他觉得我们应该这个。我更难过的是现在连孩子都懂得了这一个道理。”

  同时，挺乌机器人还试图将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中国是挺乌机器人舆论攻势的重点“溅射对象”。它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区域影响力的超级大国，非但没有制止“邪恶”的俄罗斯，反而在背后提供给俄罗斯军事援助，是意图“坐收渔翁之利”的表现。类似的话语表达将中国和乌克兰塑造为敌对关系。而对其他不属于乌克兰盟友名单的国家，如朝鲜和伊朗，挺乌机器人同样发动了猛烈攻势。挺乌机器人宣称，这些国家“为克里姆林宫提供无人机、弹药等武器装备”的行为已经宣告了他们的立场（@FuckPutinBot）。并将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亲俄派”称为“新一代法西斯集团”，号召西方国家不仅应当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与打击，也应当对其“同盟”进行反制，以确保“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

  就数量而言，挺乌机器人与挺俄机器人众寡悬殊。在挺俄语料库的四个主题中，共存在挺俄机器人1285个，占用户总比的19.99%。它们共发送推文5399条，占推文总比的23.69%。挺俄机器人在四个主题中的介入数量分别为232个（R-topic 1）、248个（R-topic 2）、201个（R-topic 3）、452个（R-topic 4）。可以通过技术方法追溯其地理信息位置的社交机器人账号共1098个，占总比的85.45%。挺俄阵营的机器人部署排名前五的国家为：俄罗斯（224个）、白俄罗斯（119个）、哈萨克斯坦（103个）、亚美尼亚（103个）、叙利亚（102个）。

  时间序列关系检验结果为，挺俄机器人的战时宣传效果有限。仅在R-topic 1中，挺俄机器人的介入带动了公众的相关讨论，影响产生的滞后时间为60分钟。时间序列关系检验情况如表4所示。

  为进一步探究挺俄机器人在不同主题中的“战术布局”与行动特征，以及为何挺俄阵营的“机器部队”在舆论引导上“发挥不佳”，本文对挺俄机器人在四个主题中的介入情况深入探究。

  从战略方针上来看，R-topic 1中挺俄机器人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在人权问题的舆论战场上，对U-topic 1和U-topic 3中的挺乌机器人进行针对性反制。在人权争夺的战场中，尽管挺俄机器人在数量对比上处于明显劣势（约为24：1），但其并未采取单纯的防守姿态。相反，处于人数劣势的挺俄机器人主动发起了舆论攻势，试图突破对手营造的信息迷雾，在“乌军的反人权行为”这一新的话题上与挺乌机器人展开舆论交锋。挺俄机器人试图通过向西方公众展现“真实的乌克兰军队形象”，来改变西方公众对乌克兰军队的固有认知。

  一方面，借助宗教话题来对乌克兰民众进行分化，并挑动全球范围内东正教信徒对乌克兰的反对情绪。“东正教神父名单”是挺俄机器人最常列举的典型案例之一。挺俄机器人宣称，乌克兰军队拥有一份包含了这些神父详情信息的名单，并认为乌克兰境内的东正教神父“出于某些宗教因素，慢慢的变成了了普京的合作者”。因此，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以东正教的神父作为攻击目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有数名东正教信徒和神父被杀害”（@ILRUSSO12），而俄罗斯军队正在保护有关人员免受“纳粹”迫害。

  另一方面，将亚速营与乌克兰军队紧密捆绑，将亚速营使用化学武器、行纳粹礼、虐待战俘和侮辱其他教派的行径上升到所有乌克兰军队的行为，从而强调乌克兰军队是纳粹的当代翻版。在这一主题中，缺少新闻媒体“支援”的挺俄机器人并不像挺乌机器人那样，以转载媒体新闻报道的方式为推文内容背书。而是直接转载亚速营成员在Twitter或YouTube中“记录荣耀”的视频，来证明其推文内容的真实性。

  在R-topic 2中，对于泽连斯基政府试图与北约结成同盟的行为，挺俄机器人也进行了针对性回应。首先，挺俄机器人对被挺乌机器人描述为“正义联盟”的北约提出了质疑。挺俄机器人认为，北约摧毁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已经证明，北约里有的只是西方阴谋家、充满野心的政客和军火贩子。”（@danielngfi）俄罗斯与乌克兰作为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国家，两国关系之所以走向崩溃，正是因为带有地理政治学目的的北约在背后挑动。

  因此，俄罗斯决定出兵的原因并非要占领乌克兰领土，或伤害乌克兰人民。俄罗斯的真正目的是停止“邪恶的北约”，并推翻以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向西方换取政治利益的泽连斯基政府。如果乌克兰政府意图加入这个摧毁了无数国家的邪恶西方组织，并听从北约的指令进一步影响发展中国家，“那么此前被北约欺辱的国家也应当同俄罗斯联合起来，反抗这个西方军事联盟的压迫”（@AriviyalPuram）。

  挺俄机器人还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通过列举乌克兰军队对平民的伤害，对挺乌机器人描述的“正义乌克兰”进行反驳。在这一过程中，挺俄机器人并不将目光局限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之中，还会联系此前乌克兰军队的一系列行为，如“乌克兰纳粹部队在顿巴斯地区的大屠杀”（@Reivajyp7）。

  新闻媒体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认知和霸权主义话语策略的主要载体，媒体网络也早已成为美西方对其“联盟名单”外的国家发动舆论攻势，造成其系统性孤立风险的重要武器。在俄乌冲突中，由新闻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共同编织的多维迷雾带来了信息纠缠的复杂局面，“削弱了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并将世界团结到乌克兰一边。”新闻媒体、社会化媒体、社交机器人等共同组成了立体化的舆论壕堑体系。在这套围剿俄罗斯舆论战主力的壕堑体系中，新闻媒体既是信息汇聚口，持续收集着“代表民主与自由的声音”，又是信息输出口，凭借其权威性和显示度向全球范围内的“战时宣传军团”提供“武器”，并保障“弹药库”的充足。

  相较于挺乌阵营的立体化舆论壕堑体系，以及大批量的挺乌机器人部署，挺俄机器人无论从推文发送数量还是部署数量来看，均处于明显的劣态，且面临着被多方散布的信息迷雾系统性封锁的风险。即使面临着被封锁与围剿的困境，R-topic 3中的机器人仍试图通过建立事实澄清机制，凭借“信息迷彩”来打破舆论战空间中的信息单向性。

  在具体战术上，挺俄机器人主要从迷彩铺设和填补信息空缺两个方面开展突围活动。在迷彩铺设上，挺俄机器人通常会发布一些不包含明确主体，但非常能够引人眼球的信息，如“地上部队一直在屠杀平民，他们还布置了很多地雷，这些地雷只需要一名儿童的体重就可以触发”（@JH47493158），并在推文下方附上新闻报道或视频链接。只有在打开链接的内容信息后，才能发现做出反人权行为的主体为乌克兰军队。考虑到挺俄推文与账号被在Twitter中面临的“技术封堵”，这种“信息迷彩”的战术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避免它们在短时间内被封禁。同时，挺俄机器人还会积极向公众披露那些被西方媒体刻意隐藏的内容，并在推文末尾附加俄罗斯媒体、中国媒体或其他中立国家的新闻报道。尽管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均面临着诸多坏因，但R-topic 3中的挺俄机器人仍试图采取一些微观层面的战术操作，来打断西方舆论壕堑体系中的信息能量流。

  从主题匹配来看，R-topic 4中挺俄机器人主要同U-topic 2中的挺乌机器人展开交锋。与U-topic 2中挺乌机器人相似之处在于，挺俄机器人也试图对俄乌冲突爆发的起因进行界定，它们将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在顿巴斯地区的“种族灭绝活动”作为普京出兵的动因。挺俄机器人认为，在过去的八年间，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民众一直在被乌克兰的民间纳粹组织杀害，他们被杀害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在血统上不是乌克兰人。除了顿巴斯地区的民众外，泽连斯基政府还开始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少数民族列入他们的“清洗名单”（@HunterABC6）。普京发动军事行动的原因则在于拯救顿巴斯的民众，并帮助乌克兰民众打倒贯彻纳粹主义的泽连斯基政府。

  在R-topic 4中，挺俄机器人还试图切断挺乌机器人对北约和美国的“战术掩护”。它们强调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并不是挺乌机器人所说的“正义援助者”，而是挑起俄乌冲突，强行将乌克兰民众推上战争棋盘的幕后黑手。泽连斯基政府所代表的并不是乌克兰人民的利益，而是“民主联盟”的利益。“乌克兰人民被泽连斯基绑在战车上，成为了他与西方交换利益的筹码。”（@NewBajpai）而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对和谈保持积极态度，但西方国家则一直在引导双方冲突的升级。因为“俄乌之间的和平无法为他们带来利益，而战争可以”（@choudhry_dn）。

  与在新冠疫情、政治选举等话题中社交机器人的影响周期相比，用于战时宣传的社交机器人，能更快速地影响公众讨论。在俄乌冲突的在线讨论中，双方机器人影响产生的间隔由理查德·库兹马（Richard Kuzma）等人所说的“跨周影响”，以及此前研究得出的“十日周期”，缩短到了30-120分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社交机器人在干扰舆论环境、影响公众讨论方面的能力不断的提高。如卢卡·卢塞里（Luca Luceri）等人所言，对社交机器人的研究都是基于现有的技术背景展开的，任何与社交机器人相关的技术发展，都将带来社交机器人的“进化”。因此，在技术环境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以30分钟为单位的影响周期并非社交机器人的“终点”。此外，俄乌两大阵营之间“计算交锋”也向我们展示了网络时代战时宣传的范式转变，以及“新型宣传武装”的战略特征和影响。

  就在线讨论而言，社交机器人所营造的信息迷雾显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其在多个主题中的信息迷雾散布，均对公众讨论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驱动作用。比约恩·罗斯（Björn Ross）等人认为，社交机器人之所以能够对信息ECO进行整体干预与影响，还在于当某一话题下社交机器人的占比达到“危险比例”（10%）时，其大量、持续的推文发送将对话题下的信息流形成冲击，导致信息环境产生不可逆的改变，并能够使“九成以上的舆论环境产生一些变化”。

  然而，尽管作为战时宣传新武器的社交机器人对公众讨论产生了强大影响，但社交机器人在相关讨论中的占比与其影响力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换言之，并不是社交机器人的介入强度越高，其在战时宣传中的效果就越好。而较低的介入强度也不意味着其无法对公众讨论产生影响。

  这一现象在俄乌机器人争夺“人权阵地”的对抗过程中尤为明显。挺乌机器人在人权危机主题中的占比为22.96%，高于U-topic 2（17.19%）、U-topic 4（16.05%）和U-topic 5（16.56%），也远超比约恩·罗斯等人提出的“危险比例”。但时间序列关系检验结果为，挺乌机器人以深度伪造为武器进行迷雾散布，却未能在舆论战场中产生相应的正向影响。挺俄机器人在人权主题中的介入数量（232个）、占比（17.83%）都远低于挺乌机器人。但“人权阵地”却是挺俄机器人唯一取得胜势的局部战场。尽管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当社交机器人与深度伪造、假新闻生产等计算宣传技术相结合时，其在扰乱信息环境方面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然而，没有一点事实依据作为支撑的技术化宣传手段对公众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换言之，部分技术驱动的虚假信息更多作用于信息环境层面，难以直接对公众讨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挺俄机器人的人权反击战不仅揭示了挺乌机器人论调的虚伪性，而且以亚速营为突破口证明了其推文内容的真实性。

  这一现象可能也与俄罗斯的“盘外战术配合”有关，尤其是随着俄罗斯官方及一些自媒体账号多次以实证为基础的及时回应，公众对假新闻的“辨别与免疫”能力也会有所提升。因此，虚假内容信息的大量发送非但没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导致了同类信息发送者的“信誉破产”。即使挺乌机器人的高强度介入提升了关于俄罗斯“反人权”信息的数量，但这一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公众纳入到讨论的“信息库”中。

  全球媒介的属性、格局与观念已成为地理政治学博弈的焦点。俄罗斯作为“宣传技术的常用国”，也试图按照其惯用的应对思路，即通过部署社交机器人的方式来对抗信息迷雾。然而，美国通过技术封堵，使得俄方阵营中的社交机器人数量仅存1285个，远低于2016年美国大选、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等事件的在线讨论中社交机器人的介入数量。美国国防技术信息中心（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的一篇报告说明，直至2018年，美国对俄罗斯的机器人、深度伪造等宣传技术的反制一直未能取得成效。

  然而，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阵营的技术封堵已经能够对俄罗斯账号做全面管制。从总的来看，挺乌机器人与挺俄机器人的“机器武装对比”达到了接近13：1的悬殊比例。在此背景下，处于人数劣势的挺俄机器人体现出了灵活、巧妙且具有针对性的战略战术。例如，在人权主题中跳出挺乌机器人塑造的信息战场，对乌克兰军队形象发起反击；在西方技术与政策的双重封堵下，通过“信息迷彩”铺设来切断舆论的传导，从而从西方舆论壕堑体系中突围；通过隐去涉事主体来规避技术检验测试与封禁等等。然而，无论从其“军队数量”还是信息迷雾散布的“战果”来看，俄罗斯此前惯用的“机器部队”可谓一败涂地。

  在技术权力成为各国战时宣传竞争核心的背景下，单一技术方法的使用已经难以在技术权力的争夺中占据主导位置。即使挺俄机器人有着极强的“战术素养”和“战术规划”能力，仍难以避免被围剿的局面。搭建由计算宣传工具、计算检测技术与反制技术共同组成的技术权力矩阵，成为实现政治战略的重要因素。

  在以往的战时宣传与反宣传过程中，无论是两国新闻媒体之间的舆论对抗，还是信息基础设施间的较量，冲突双方均能够将对其产生威胁的实体做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反制策略。然而，在俄乌冲突的战时宣传博弈中，俄罗斯面临的对抗，由以往的新闻媒体、网络意见领袖与信息基础设施，转变为了被信息迷雾笼罩的整个舆论场。无论是俄罗斯对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封锁，还是使用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干扰乌克兰的信息基础设施，都无法有效阻止挺乌机器人对国际舆论场的干预。“可对抗实体”消失导致传统的战时宣传反制措施失效，美西方的技术与政策封堵塑造出非对称性的信息博弈框架，导致各类议题中的挺乌机器人能够持续保持在线战斗意志。

  通常情况下，公众在网络中的信息接触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与之相伴的是流动、多元观点的形成。信息之间的彼此印证、推翻或拓展，使得公众对于某一事件的认知、观点与态度处于不断调整与变化的状态。然而，在俄乌冲突的在线讨论中，挺乌机器人的推文占比达到了22.54%。通过与美西方对俄罗斯账号的技术封堵相配合，挺乌机器人持续的推文发送将公众对多元信息接触的偶然性，转换为对特定信息接收的必然性。

  从挺俄机器人在四大主题中的具体行动规划能够准确的看出，无论是攻击西方媒体的偏倚性、试图提供非西方媒体的“另类声音”，还是积极追溯战争源头、展现乌军的“纳粹行径”，其根本目的都是打破由西方控制的单向信息环境。但就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俄罗斯“机器部队”的战略任务并未达成。此外，随着现实战局的推进，在线舆论战的争夺强度也将一直在升级。乌克兰阵营必将保持对俄“机器部队”的检测、封锁与反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挺乌机器人能随时进行“增兵”，并在媒体与意见领袖的支援下快速补充“宣传弹药”。而挺俄机器人的战损率和“增兵成本”则不断的提高。在此背景下，挺乌机器人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公众政治倾向变化的可能性，使其能够持续保持在线“民众武装”的战斗意志。

  在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战争中，俄乌之间的“机器部队”对抗作为未来战争的预演，向我们展示了其在信息战中的战略价值。信息迷雾的散布与迷雾中的干预机制能够产生传统战争武器没办法实现的效果。网络渗透、舆论引导和认知干预机制慢慢的变成了战争范式转型下的重要发展目标。而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信息战武器”的规模、范围与精度都在逐步的提升，并重塑了战时宣传的对抗方式。在这一趋势下，应重视从不同理论视角研究新型战时宣传、常态化舆论战中的算法介入。同时，战时宣传范式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亦可以让我们深入探究。如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领域“技术爆发期”的到来，处于飞速迭代状态的计算武器将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规律？不同国家在这条新赛道上的计算武器代差是否会重塑国际舆论力量格局？我们如何以俄乌冲突中双方的“计算交锋”为鉴，搭建起战术、战略层面的双重防范体系？这样一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